香港酷刑和不人道處遇報告

報告指出自 2020 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及2021 年進行的選舉制度變更後，民主派民意及政治代表被清剿、公民社會及言論自由被嚴重打壓，公眾無法對公權力作有效的監督，令香港本地制度內防止酷刑和不人道對待的保障措施被系統性地削弱，使不同的弱勢群體面對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的問題。警察濫權、審前拘留、監獄內的濫權及虐待、失效及欠缺獨立的申訴機制，令警察行動、監獄拘留及入境羈留成為酷刑及不人道對待事件的溫床。

報告促聯合國介入香港酷刑問題，揭示國安法下人權保障的系統性危機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於11月7日發表《香港酷刑和不人道處遇報告》，緊急呼籲國際社會，包括聯合國人權機構立即介入。報告指出自 2020 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及2021 年進行的選舉制度變更後，民主派民意及政治代表被清剿、公民社會及言論自由被嚴重打壓，公眾無法對公權力作有效的監督，令香港本地制度內防止酷刑和不人道對待的保障措施被系統性地削弱，使不同的弱勢群體面對酷刑及不人道待遇的問題。警察濫權、審前拘留、監獄內的濫權及虐待、失效及欠缺獨立的申訴機制，令警察行動、監獄拘留及入境羈留成為酷刑及不人道對待事件的溫床。

後國安法時代：政府監控通訊的權力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石輝法官早前發表2023年工作報告，報告警務處、海關、入境事務處及廉政公署四個執法機關，根據《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條例》）進行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行動的情況，以及專員在過去一年的監督工作及發現的違規事件。

生存的權利：反思北角警員開槍事件

上月9月15日，北角發生一宗警員開槍事件，導致一名男子死亡。根據警方所述，當晚接獲一名女士報案求助，指其丈夫襲擊她及其家姑。衝鋒隊警員接報到場時，因報案人的丈夫手持利器逼近警員，因此被警員開槍擊斃。事件發生後，家屬批評警方使用過度武力，並指死者患有思覺失調。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向家屬表達慰問，形容事件發生於「電光火石」之間，強調警員使用槍械有嚴謹守則。我們期望本文能促進公眾了解和討論警察使用武力的權力和守則，以及關注警員在應對精神病患者時是否有充足的訓練及裝備，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香港記者處境成為國際反面教材

香港新聞自由舉步維艱已成不爭的事實，我們上期的文章亦有提到，不論是無國界記者組織還是香港記者協會的研究，各項指標都表明香港的記者正處於紅線處處、動輒得咎的危險環境。香港記者要面對的挑戰，不單單是觸犯紅線隱晦不明的國家安全法律的風險（詳見上期文章），還有各類型的滋擾與恐嚇。根據香港記者協會的最新報告，多名記者及其家人遭受了各種形式的威脅與騷擾，這些行為不僅影響了記者的工作環境，也嚴重影響記者和他們家人的生活。

《立場新聞》案判決為錯誤且恥辱的司法決定

香港法庭對《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及署任總編輯林紹桐的定罪和判刑，是絕對違反國際人權法。法庭依從本地法律而作出違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判決，是一項錯誤及羞恥的決定。此舉亦令人憂慮，《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對《公約》保護人權的本地法律保證，正因為所謂的「國家安全」而被不當削弱。

我們強調，單純因為批評政府或政府所信奉的政治社會制度而懲罰媒體、出版商或記者，絕不能視為對表達自由的必要限制。媒體理應能夠自由地報導及對公共事務提出意見，此舉同時亦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國安介入司法人身自由難以伸張

「此案顯示，政府當局可以隨時以『國家安全』介入司法程序的規則及法律要求，約束法院的程序、決定，包括更換法官、定義涉案罪行是否涉及國家安全，以及對新法例的刑罰安排在實質上作出追溯的效果(令被囚者不獲減刑)。這種任意且不受監督的例外狀態日益普遍，不受司法挑戰，並對法院的決定產生實質影響。在這情況下，個人權利及人身自由更難在司法系統中得到保障。」

違反國際人權法的煽動罪：香港新聞自由的法律威脅

最後，法官郭偉健於判詞中提到，「政府的合法和公信力是社會凝聚力和團結的關鍵因素」，並指出「當市民對政府缺乏信任時，他們往往更容易懷有偏見和負面的假設」。既然如此，政府就更應聆聽市民意見，改善施政，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而非掩耳盜鈴，漠視公眾、國際社會及聯合國人權機制的意見，甚至倒行逆施將問題究責於媒體身上。

諸啓邦案：14個月刑期反映國安法下的表達自由崩壞

「今次案件的檢控及定罪是完全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言論自由及表達自由的保障、濫用國家安全侵害人權。和平表達政治理念是受《公約》保障的人權，並不會危害國家安全。案中被告諸啓邦僅因穿着印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衣服、戴黃色「F.D.N.O.L」口罩，而被判監14個月，是完全荒謬及不合理，有違國際人權法。案件充分反映香港成為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城市。」

法治的考驗：終審法院「8.18集會案」判決引發的反思

香港終審法院於8月12日對2019年的「8.18流水式集會案」作出最終判決，判處被告人敗訴，維持他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定罪。案件再度引發了社會對香港法庭能否捍衛人權和公民自由的質疑，以及海外法官的留任能否為香港的法律發展，尤其是在法治和人權方面帶來正面的作用。

這種關注並非毫無根據。國安法的實施已經削弱了司法獨立，限制了法庭的權力。香港政府積極地展開法律戰，通過立法、拘捕、檢控及施加行政命令等手段，壓制市民的集會和言論自由。同時，當局採取「追究到底」的態度，對檢控失敗的案件積極提出上訴。在這個脈絡下，公眾很難天真地以為法庭僅僅是法律的仲裁者。畢竟法庭對於法律的裁決和解釋，直接影響著香港市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