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的權利：反思北角警員開槍事件

上月9月15日，北角發生一宗警員開槍事件，導致一名男子死亡。根據警方所述，當晚接獲一名女士報案求助，指其丈夫襲擊她及其家姑。衝鋒隊警員接報到場時，因報案人的丈夫手持利器逼近警員，因此被警員開槍擊斃。事件發生後，家屬批評警方使用過度武力，並指死者患有思覺失調。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向家屬表達慰問，形容事件發生於「電光火石」之間，強調警員使用槍械有嚴謹守則。我們期望本文能促進公眾了解和討論警察使用武力的權力和守則，以及關注警員在應對精神病患者時是否有充足的訓練及裝備，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香港記者處境成為國際反面教材

香港新聞自由舉步維艱已成不爭的事實，我們上期的文章亦有提到，不論是無國界記者組織還是香港記者協會的研究，各項指標都表明香港的記者正處於紅線處處、動輒得咎的危險環境。香港記者要面對的挑戰，不單單是觸犯紅線隱晦不明的國家安全法律的風險（詳見上期文章），還有各類型的滋擾與恐嚇。根據香港記者協會的最新報告，多名記者及其家人遭受了各種形式的威脅與騷擾，這些行為不僅影響了記者的工作環境，也嚴重影響記者和他們家人的生活。

《立場新聞》案判決為錯誤且恥辱的司法決定

香港法庭對《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及署任總編輯林紹桐的定罪和判刑，是絕對違反國際人權法。法庭依從本地法律而作出違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判決，是一項錯誤及羞恥的決定。此舉亦令人憂慮，《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對《公約》保護人權的本地法律保證，正因為所謂的「國家安全」而被不當削弱。

我們強調，單純因為批評政府或政府所信奉的政治社會制度而懲罰媒體、出版商或記者，絕不能視為對表達自由的必要限制。媒體理應能夠自由地報導及對公共事務提出意見，此舉同時亦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國安介入司法人身自由難以伸張

「此案顯示，政府當局可以隨時以『國家安全』介入司法程序的規則及法律要求，約束法院的程序、決定，包括更換法官、定義涉案罪行是否涉及國家安全，以及對新法例的刑罰安排在實質上作出追溯的效果(令被囚者不獲減刑)。這種任意且不受監督的例外狀態日益普遍，不受司法挑戰，並對法院的決定產生實質影響。在這情況下，個人權利及人身自由更難在司法系統中得到保障。」

違反國際人權法的煽動罪：香港新聞自由的法律威脅

最後，法官郭偉健於判詞中提到，「政府的合法和公信力是社會凝聚力和團結的關鍵因素」，並指出「當市民對政府缺乏信任時，他們往往更容易懷有偏見和負面的假設」。既然如此，政府就更應聆聽市民意見，改善施政，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而非掩耳盜鈴，漠視公眾、國際社會及聯合國人權機制的意見，甚至倒行逆施將問題究責於媒體身上。

諸啓邦案：14個月刑期反映國安法下的表達自由崩壞

「今次案件的檢控及定罪是完全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言論自由及表達自由的保障、濫用國家安全侵害人權。和平表達政治理念是受《公約》保障的人權，並不會危害國家安全。案中被告諸啓邦僅因穿着印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衣服、戴黃色「F.D.N.O.L」口罩，而被判監14個月，是完全荒謬及不合理，有違國際人權法。案件充分反映香港成為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城市。」

法治的考驗：終審法院「8.18集會案」判決引發的反思

香港終審法院於8月12日對2019年的「8.18流水式集會案」作出最終判決，判處被告人敗訴，維持他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定罪。案件再度引發了社會對香港法庭能否捍衛人權和公民自由的質疑，以及海外法官的留任能否為香港的法律發展，尤其是在法治和人權方面帶來正面的作用。

這種關注並非毫無根據。國安法的實施已經削弱了司法獨立，限制了法庭的權力。香港政府積極地展開法律戰，通過立法、拘捕、檢控及施加行政命令等手段，壓制市民的集會和言論自由。同時，當局採取「追究到底」的態度，對檢控失敗的案件積極提出上訴。在這個脈絡下，公眾很難天真地以為法庭僅僅是法律的仲裁者。畢竟法庭對於法律的裁決和解釋，直接影響著香港市民的權利。

煽動罪定罪影響言論自由 聯合國多年建議仍未落實

對於香港政府於昨夜發表聲明引述法庭判決援引《公約》及《歐洲人權公約》關於新聞自由的標準及案例，似乎暗示煽動罪的檢控及定罪符合國際人權標準。本中心批評香港政府斷章取義，迴避國際社會的批評。事實上，聯合國關注香港的煽動罪可構成侵犯人權的問題已超過24年，只是當局掩耳盜鈴，不作改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作為負責審議《公約》在香港的實施狀況的機構，早在1999、2006、2013年對香港政府表達關注，認為有關叛國和煽動罪的法律定義過闊，建議香港政府修訂相關條文使其完全符合《公約》的規定。此外，六名聯合國人權特別報告員亦於2020年去信中國政府，對煽動罪的廣泛定義表示嚴重關切，並擔心這種廣泛的定義可能限制正當的言論表達，建議香港政府應修訂煽動罪以符合國際人權法的規定。

網絡安全隱患（下）：各國法律如何保障網絡私隱權

在上一期的文章中，我們簡述了在科技急速發展的年代，個人的網絡私隱權如何納入國際人權法的框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確立並重申，私隱權是人的尊嚴的體現，牽涉對個人的自主及個人身份認同的保障。而在科技發展、網絡普及的年代，保障個人信息的私隱尤其重要。聯合國亦認為，地方政府應直接發揮積極作用，建立一個能夠在數位世代保障個人資訊的制度，包括行政及司法措施。

網絡安全隱患（上）：私隱與人權的距離

從數碼港到佳士德、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香港在過去半年幾乎每周都有機構發生大規模資訊外洩事故。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向媒體表示，2024年上半年私隱公署共接獲97宗資料外洩事故通報（註），並認為數字在下半年會持續上升至破200宗的水平，較前年105宗翻倍。與此同時，私隱公署亦於2024的上半年收到近600宗有關個人資料被套取作詐騙用途的查詢，包括來歷不明的電話等。在科技急速發展、智能電話不離手的年代，網絡資訊安全似乎成為保障個人私隱的一根軟肋。聯合國對人權及個人私隱權的理解亦隨之而更新，將網絡的個人私隱權納入國際人權的框架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