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自由舉步維艱已成不爭的事實，我們上期的文章亦有提到，不論是無國界記者組織還是香港記者協會的研究，各項指標都表明香港的記者正處於紅線處處、動輒得咎的危險環境。香港記者要面對的挑戰，不單單是觸犯紅線隱晦不明的國家安全法律的風險（詳見上期文章），還有各類型的滋擾與恐嚇。根據香港記者協會的最新報告，多名記者及其家人遭受了各種形式的威脅與騷擾，這些行為不僅影響了記者的工作環境，也嚴重影響記者和他們家人的生活。

香港記者及其家人受系統性滋擾與恐嚇

在過去幾個月內，針對記者的滋擾行為越趨惡劣。香港記者協會9月13日發布最新的調查統計，發現近月最少13間媒體、記協、以及兩間新聞教育機構，共數十人受到不同形式的滋擾及恐嚇。除了記者以外，他們的家人、家人的僱主、業主，或合作伙伴亦同樣受到滋擾，部分更涉及暴力恐嚇。這些行為包括在社交媒體上的抹黑、發送恐嚇信件、甚至直接威脅記者及其家人。

記協主席鄭嘉如於記者會上表示，她本人及兩位家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滋擾，她家人所屬的機構收到電郵，批評她「道德敗壞」，以及向家人「灌輸反中亂港思想」等等。鄭嘉如斥這次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針對記者的滋擾行為，「試圖恐嚇削弱家庭收入來源等，透過施壓及孤立記者令他們放棄從事新聞工作或工會崗位」。

事實上，香港記者持續面對滋擾的情況。去年初，《立場新聞》案審訊完結後，就有多名負責報道法庭審訊的記者被戴耳機的不明男子跟蹤或監控。聯合國早於2022年，就已確認在港記者受滋擾的情況頻生，並促請港府採取措施保護記者免受恐嚇、攻擊，以及調查所有同類型案件。政府當然有責任維護新聞自由，並確保記者能夠安全、自由地工作。不過相關情況至今仍未見有效改善。反之，香港政府成功以「煽動罪」檢控《立場新聞》，限縮新聞自由、表達自由的法律戰先勝一仗。

港府以國安法對付傳媒 記者流亡仍感到威脅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Irene Khan月前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最新一份有關全球流亡記者的報告，其中批評港府以《國安法》等法律對付記者，導致記者被監禁、封殺或流亡海外。香港在這份人權報告中被列為反面例子，闡明國家如何利用有關「反恐」、「假新聞」或「國家安全」等等相對模糊的法律來調查、起訴和懲罰記者。

Khan又引述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的調查，在流亡中堅持新聞報道極不容易，大約三分之二的流亡記者在移居後選擇離開媒體行業，這不僅削弱了他們自身的職業生涯，也損害了全球新聞生態系統。同時，部分記者在流亡後仍未獲得安全，因為仍有種種可能源自政府的跨地域威脅，包括對他們在港家人進行威脅、滋擾和網絡攻擊等。這情況與香港離散公民社會面對的跨境鎮壓極度類似。

香港政府正透過法律和政策不斷收緊媒體的採訪和報導自由，壓縮新聞工作者的空間。儘管環境艱難，仍有許多記者在壓力與威脅下堅守崗位，恪守新聞專業。有些記者更探索新的媒體形式和專題報導，繼續為香港人提供重要的新聞資訊，緊握社會脈搏。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既是對人權和多元民主社會的挑戰，也是考驗我們公民社會的韌性。在這困難時期，獨立且具質素的新聞媒體值得我們實質支持，讓記者能夠獲得足夠資源，專注新聞工作，促進具有公共利益的社會討論。

參考資料：

聯合國促進和保護意見和表達自由權特別報告員Irene Khan就流亡記者的報告（A/HRC/56/53）：https://www.ohchr.org/en/documents/thematic-reports/ahrc5653-journalists-exile-report-special-rapporteur-promotio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