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我們於去年11月發表《 香港酷刑和不人道處遇報告 》（註一）指出中國當局，包括香港政府，未有根據《禁止酷刑公約》提交國家報告，逾期已近五年。我們並致函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要求作出跟進，以督促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和維持聯合國人權機制的完整性及監督的功能。

香港政府於5月13日刊憲，根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稱《維安法》）第110條，即日實施兩項附屬法例，包括闡述中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的職責及角色，並將公署的辦公大樓、住宿設施等地點劃為禁地，禁止公眾查察或未經授權進入。附屬法例定明，當國安公署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五十五條對特定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時，香港政府及公務人員必須向公署提供協助；未遵從法律文書指示、抗拒或妨礙公署職務均屬犯罪，最高可被判處7年監禁及50萬元罰款。

自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社會的壓抑氣氛不斷加深，公民自由逐步萎縮，甚至有論者直言「香港已死」。然而，我們於上月發布的《香港人權報告2024》，再次清晰而冷靜地指出，香港的人權狀況雖然嚴峻，但香港的公民社會仍在艱難中奮力抵抗，未曾放棄。

在香港夏季的潮濕酷熱中，女性囚犯被迫穿長褲參與日間活動，而男性囚犯則可以換上短褲。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針對這一政策提出司法覆核，認為懲教署的服裝規定構成性別歧視，不僅違反平等原則，還因加劇酷熱環境下的不適而涉嫌不人道對待囚犯。她提出的挑戰提醒我們，囚權不僅是免於酷刑的權利，更是在監禁中獲得公平與人道待遇的基本保障。

我們過去談及人權保障時，經常援引《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或其他不同的人權條約。然而我們鮮有討論如何去保護捍衛和推動人權的權利，以及捍衛人權的人。

2024年底，香港立法會通過《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規定教師、醫護人員、社工等25類專業人士若在工作中合理懷疑有嚴重虐兒情況，必須主動向社會福利署或警方舉報，否則可能面臨最高5萬港元罰款及3個月監禁的刑責。該條例將於刊憲後18個月生效，預計2026年1月正式實施。 此舉是香港首次以立法形式將舉報虐待兒童的要求施以強制責任，同時亦反映了過去香港在兒童權益保護機制上具有重大的制度性缺漏。

新聞自由是民主、自由社會的基石，它保障公民獲取多元信息，並對公權力進行監督。然而在土耳其，這權利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2024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土耳其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58位，情況較排135位的香港更加惡劣。自2016年由部分軍方派系發起的政變失敗後，土耳其政府關閉了接近200家媒體機構，數百名記者被逮捕或被迫流亡。

自《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民主派政黨被陸續清剿，在選舉被高度控制的政治環境下，政黨的生存變得舉步為艱。2025年2月20日，香港曾經最大的民主派政黨——民主黨正式宣布解散，象徵著香港民主力量的重大衰退，也反映了香港的結社自由空間持續萎縮，民主派政黨難以生存。

在行政及立法權被壟斷、操控下，司法機構極易受威權主義與政治干預所攻擊和影響，令司法獨立被動搖、法官被用作成為剷除政治異見的工具，最終令公眾對法庭作為履行公義的角色，逐漸失去信心。近年，國安法的定立、國安委及行政長官的決定，都對香港的司法獨立帶來極大的挑戰。面對只可由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案件、法院的管轄權被限縮，以及個別法律原則在國安法下被逆轉或重新定義，香港法院一直逆來順受，沒有提出強烈異議，並強調法院不會介入政治。

近年來，香港的公民社會正面臨日益加劇的「隱性打壓」—— 這種壓制手段的特徵是政府不通過公開、明確的禁令，而是採取一系列間接、模糊、或法律手段來限制和遏制異議聲音及公民參與。而打壓的手段不僅僅依賴法律工具，而是結合了行政措施、輿論操控、社會污名化、甚至人身和經濟上的打壓等。這種綜合策略使得即使某單一手段看似合法或合理，整體卻達到了限制公民行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