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民主派政黨被陸續清剿，在選舉被高度控制的政治環境下，政黨的生存變得舉步為艱。2025年2月20日，香港曾經最大的民主派政黨——民主黨正式宣布解散，象徵著香港民主力量的重大衰退，也反映了香港的結社自由空間持續萎縮，民主派政黨難以生存。

民主黨的瓦解：打壓下的無奈選擇

成立超過30年的民主黨，曾在立法會及區議會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2016年，民主黨在立法會70席位中取得7席，是當時民主派的第一大黨。2019年，民主派參選人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民主黨在479席區議會議席中便取得91席。

然而，自《國安法》實施後，當局對民主派政治領袖展開嚴厲打壓，多名民主黨核心成員因民主派初選案、支聯會案和2019年示威相關案件等被拘控及監禁，黨內骨幹被瓦解。2021年，香港的選舉制度被大幅修改，確保只有「愛國者」能參與選舉，進一步剝奪了民主黨的政治空間。民主黨於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並無代表參選。

在宣布解散的記者會上，民主黨領導層表示：「我們在綜合考量當前政治環境後，別無選擇。」這簡短的一句話，包含著民主黨在近年所面對的不同打壓。除了多名核心黨員面對政治檢控和長時間身陷囹圄、在新選舉制度下無法參選的問題外，民主黨的運作及組織活動，亦同受打壓。例如民主黨於2024年舉辦30周年晚宴時，原本計劃筵開至少15席，但至少遭兩家宴會場地臨時拒絕提供場地，最終令活動只能大幅縮小規模，低調地在一家酒樓舉行四席的小型晚宴；而在2022年，民主黨突然被政府追繳約百萬元的稅款，令人質疑是政府藉稅務為由，對民主黨的財務進行打擊。

國際人權標準下的結社自由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20條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22條，結社自由應受保障。聯合國結社與集會自由特別報告員多次指出，政府不應透過污名化、騷擾、威脅及攻擊等方式阻礙公民社會的正常運作，或以財務審計作為報復措施。

財務審查與行政打壓：香港與威權國家的案例

許多國家的政府並不會明目張膽地宣布某團體非法或逮捕所有成員，而是採用隱蔽手段進行打壓，如稅務審計、行政審批障礙、監視跟蹤及騷擾等「軟性打壓」措施。這種隱性壓制往往包裹在法律和行政的外衣下，既為政府提供了合法性掩護，又實質上削弱了公民社會和反對力量的運作。

然而這些手段都是違背了結社自由「不受不當干預」的基本精神。人權觀察曾發現白羅斯當局多次利用稅務稽查作為打擊非政府組織的武器，表面上行使合法職權，實則意在癱瘓公民團體的運作，或藉此施加懲罰。例如白羅斯的人道救援組織「切爾諾貝利之子」，他們以救助受核災影響的兒童為目標，但因拒絕被納入國家內的救濟計劃，而在1996及1997年期間多次遭當局進行審計，令他們的運作受到極大的壓力和阻礙。此外，位於薩爾瓦多的獨立新聞機構El Faro，在揭露政府與黑幫交易後，隨即面臨稅務稽查和洗錢指控。

在香港，這類「隱性打壓」令人熟悉和日益普遍。除了財務審查，政府還透過限制法律資源、提高行政審批門檻等方式，使公民團體的生存及倡議空間日漸收縮。例如，政府以不同方式阻撓目標團體的籌款活動、以國安法指控團體為「外國代理人」而索取資料、以不實申報為由拘捕法援申請人等方式。這些手段表面上合法，實則旨在消耗異見團體或人士的資源，進一步壓縮結社自由。

結社自由的未來：抗爭與生存空間

結社自由的核心在於人民有權組織和參與各類團體、政黨及非政府組織，而不受不當干預。若一個社會失去了結社自由，便等同於剝奪了人民集結發聲、維護權益與監督權力的基本權利。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政府打壓異見聲音、限制組織，公民社會往往會尋找新的生存方式，例如建立海外聯繫、運用科技突破封鎖、或透過法律挑戰政府措施。國際社會則需持續監督，並透過外交、制裁等方式對抗這類侵犯行為。

捍衛公民空間和結社自由是一場長遠的抗爭，是公民在壓迫中尋求生存與突破。在這段暗晦不明、人權保障被弱化的時期，我們更需與不同國家的公民社會交流，互相分享知識與經驗，合力對抗人權倒退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