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文章

上月9月15日，北角發生一宗警員開槍事件，導致一名

香港新聞自由舉步維艱已成不爭的事實，我們上期的文章

最後，法官郭偉健於判詞中提到，「政府的合法和公信力是社會凝聚力和團結的關鍵因素」，並指出「當市民對政府缺乏信任時，他們往往更容易懷有偏見和負面的假設」。既然如此，政府就更應聆聽市民意見，改善施政，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而非掩耳盜鈴，漠視公眾、國際社會及聯合國人權機制的意見，甚至倒行逆施將問題究責於媒體身上。

香港終審法院於8月12日對2019年的「8.18流水式集會案」作出最終判決，判處被告人敗訴，維持他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定罪。案件再度引發了社會對香港法庭能否捍衛人權和公民自由的質疑，以及海外法官的留任能否為香港的法律發展，尤其是在法治和人權方面帶來正面的作用。

這種關注並非毫無根據。國安法的實施已經削弱了司法獨立，限制了法庭的權力。香港政府積極地展開法律戰，通過立法、拘捕、檢控及施加行政命令等手段，壓制市民的集會和言論自由。同時，當局採取「追究到底」的態度，對檢控失敗的案件積極提出上訴。在這個脈絡下，公眾很難天真地以為法庭僅僅是法律的仲裁者。畢竟法庭對於法律的裁決和解釋，直接影響著香港市民的權利。

在上一期的文章中，我們簡述了在科技急速發展的年代，個人的網絡私隱權如何納入國際人權法的框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確立並重申，私隱權是人的尊嚴的體現，牽涉對個人的自主及個人身份認同的保障。而在科技發展、網絡普及的年代，保障個人信息的私隱尤其重要。聯合國亦認為，地方政府應直接發揮積極作用，建立一個能夠在數位世代保障個人資訊的制度，包括行政及司法措施。

從數碼港到佳士德、香港專業進修學校，香港在過去半年幾乎每周都有機構發生大規模資訊外洩事故。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向媒體表示，2024年上半年私隱公署共接獲97宗資料外洩事故通報（註），並認為數字在下半年會持續上升至破200宗的水平，較前年105宗翻倍。與此同時，私隱公署亦於2024的上半年收到近600宗有關個人資料被套取作詐騙用途的查詢，包括來歷不明的電話等。在科技急速發展、智能電話不離手的年代，網絡資訊安全似乎成為保障個人私隱的一根軟肋。聯合國對人權及個人私隱權的理解亦隨之而更新，將網絡的個人私隱權納入國際人權的框架底下。

今年6月30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四周年。這幾年間，香港的公民社會屢受打壓，民間人權陣線、教協、職工盟等曾經是公民社會骨幹的大型民間組織都相繼宣布解散，各大專院校亦先後拒絕承認校內學生會的地位，香港公民社會的空間急劇萎縮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的研究報告指出，自《國安法》生效後至2023年底，最少有90個非政治組織及22間媒體結束營運。縱然香港公民社會的狀況大不如前，但仍有矢志於繼續發聲的組織成立，仍然有人繼續努力捍衛及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

2019年6月12日，大批示威者佔領金鐘一帶，阻止立法會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進行二讀辯論。當日，香港警方發射逾240枚催淚彈、19枚橡膠子彈、30枚海綿彈欲清場，政府並首度以「暴動」形容示威活動。5年過去，多宗與反修例有關的檢控仍在進行或等待進行司法程序。據《法庭線》報道，香港警方於2019年6月9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間，共拘捕逾萬人，涉暴動、非法集結及傷人等罪名；據記者統計，共842人被控暴動罪，定罪率高達89% 。就在反修例五周年之際，讓我們一起從國際人權標準的角度，再看和平集會的意義與應有的保障，拒絕讓官方語言壟斷公民社會的人權論述。

以往每年6月4日晚上，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都會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市民到場燃點燭光悼念六四。據支聯會的數字，2012年、2014年以及2019年的參與晚會人數高達18萬人次。直至2020年，警方首次拒絕批出六四晚會的「不反對通知書」，獲政府批准舉辦的六四晚會在香港成為絕響。 六四35周年將至，讓我們一起回顧六四燭光晚會在香港的前世今生，以事實為歷史作見證。

藝術表達自由得以保障更重要的基石，是對政府機關的監察及國家權力的限制。假若沒有機制限制國家權力的任意擴張，容許政府機關恣意限制表達自由，將會加劇公民社會的寒蟬效應，而這點對於藝術表達自由尤其重要。

因為政府擁有藝文界發展及持續所需的一切資源，包括補助、場地等等。「小伙子理想空間」的演出在教育局的要求被取消場地，以及「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被取消補助就是政府以資源箝制藝術表達自由的例子。更嚴重的後遺症是，藝文團體可能為了得到補助或演出場地而自我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