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30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四周年。這幾年間，香港的公民社會屢受打壓，民間人權陣線、教協、職工盟等曾經是公民社會骨幹的大型民間組織都相繼宣布解散，各大專院校亦先後拒絕承認校內學生會的地位，香港公民社會的空間急劇萎縮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的研究報告指出，自《國安法》生效後至2023年底，最少有90個非政治組織及22間媒體結束營運。縱然香港公民社會的狀況大不如前，但仍有矢志於繼續發聲的組織成立，仍然有人繼續努力捍衛及拓展公民社會的空間。

公民社會及民間組織的意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提到，人人皆可享有集會結社自由，包括加入工會及不同民間組織的自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亦進一步提出，國家的本地法律和行政規定應該促進及保護獨立而多元的公民社會，政府亦應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對公民社會的威脅、報復或恐嚇行為。但是為什麼政府需要積極保護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扮演了什麼角色？

公民社會對本地以至國際層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民間組織及其他公民團體是政治表達的媒介，是政府與社區之間的橋樑。公民社會的空間有賴於各種正式及非正式的渠道，容許個人及團體能夠在重要的社會決策中發表意見。於國際層面，以肺炎疫情為例，民間組織能夠有效地促進國際社會的交流，就全球共同面對的困境尋找解決及應對方法。聯合國人權機制的落實與檢討亦有賴各地的民間組織的參與。然而，香港公民社會的空間正受到不同的威脅，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指出，在某些情況下，一些國家的反恐及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又或是對資助民間團體的行政規定，已被政府機關濫用並以有違國際法的方式窒礙公民社會的運作。

《國安法》下的公民社會

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正式落實，對香港的公民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同年9月，聯合國人權專家發出聯署信函，表達《國安法》對公民社會衝擊的擔憂。人權專家強調，如果沒有適當的限制及明確的定義，籠統地宣稱對相關行為可能威脅國家安全，可能會嚴重削弱公民社會的空間、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以及人權捍衛者和其他公民社會成員的權利。聯合國「反恐中注意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特別報告員在其2019年的專題報告中提到，對國家安全威脅的定義過於廣闊，會對公民社會產生寒蟬效應，污名化公民社會的成員。

具體而言，特別報告員指出，一些國家通過的法律，廣泛地援引國家安全、國家利益或公共秩序為理由，作為涵蓋一切的類別，純粹憑著主觀臆斷，對某些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作出判定，將其定為犯罪行為，包括「危害國家安全、政治和社會穩定」和 「危害政治、經濟或社會制度」的行為。民間組織、人權捍衛者和記者的許多活動都屬於此類法律的打壓範圍，這些立法主要目的是將合法表達意見和思想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

摸黑前行的香港公民社會

《國安法》再加上最近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香港的公民社會空間萎靡是不爭的事實，紅線處處，公民社會成員舉步維艱。不過這不等於香港的公民社會已經消亡，不論是在香港還是海外都仍然有人繼續在黑暗之中摸光。

我們早前發布的2023年度香港人權報告亦有提及，即使香港的新聞自由逐步收窄，2022至2023年香港仍有《法庭線》、《庭刊》、《集誌社》三家新媒體成立；海外則有《光傳媒》及《棱角》等新聞媒體成立，當然還有於2022年成立的《綠豆》。在執筆之際，香港記者協會執委亦成功換屆，新一屆執委將由《華爾街日報》記者鄭嘉如擔任主席。在傳媒之外，各地仍有致力為香港議題發聲的公民組織成立。

《國安法》四周年，法治及政制的改變對公民社會的影響當然不能忽視，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在這幾年間仍然繼續努力的人，應給予他們更多的肯定與支持。